第二次《保险法》修改的直接动因，是当时的《保险法》对一些新型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依据或处罚力度不够，由国务院制定保险违法行为处罚的行政法规，在行政处罚设定权上受到一定限制。据此，启动《保险法》修订程序。修订后的《保险法》，在116条列举了12种保险市场具体违法行为，并于该条第13项前瞻性的授权保险监管机关通过规定确定，新型的保险违法行为适用《保险法》116条及162条规定进行处罚，本文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我国《保险法》第116条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规定了12种具体禁止行为，其中第13项规定了“兜底”条款，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保险法》第162条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如何理解“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处罚实务中存在较大分歧。解释过于宽泛，则有悖行政处罚法关于严格限定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基本原则；解释过于限制，则导致花样翻新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依据。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把探究立法本意和执法实际需要结合考虑，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并根据执法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当前特别需要明确以下几点：1．限制适用范围；2．不限于规章规定；3．设定严格适用程序。
　　一、严格限制《保险法》第116条第13项规定的“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
　　保险监管机关作出了诸多的禁止性规定，并非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其规定就将适用《保险法》这一“兜底”规定，依据《保险法》第162条进行处罚，而必须是“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发生这一行为，此处的保险业务活动应当作狭义理解，从该条列举的12种禁止行为看，均为保险人在保险市场中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由此延伸理解，和该条列举的12种禁止行为类似的违反保监会规定的行为，可以依据《保险法》第162条进行处罚。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保险市场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各种创新不断，同时，违法行为也不断变换手法。为防止对新型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依据，修改《保险法》时，立法者对监管机关予以了特别授权，即在保险市场中，监管机关对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有违法行为及其处罚设定权。但同时应当指出，适用时必须严格范围。在此之外的其他方面，不得以此作为处罚依据。如有的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司治理、人员任免、内部管理、财务数据、信息统计等方面违反保监会规定，均不得适用《保险法》这一“兜底”规定，依据《保险法》第162条进行处罚。
　　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不限于规章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有权设定行政处罚。部委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额的罚款。因此，此处的“规定”仅限于监管机关的规章作出的规定。
　　笔者认为，此处的“规定”不属于处罚设定的范畴，不是新设定的违法行为，而是在法律确定违法行为的前提下，作出更加具体规定，这种规定不限于监管机关的规章作出的规定，应当包括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规定。
　　第一，《保险法》此处的文字非常清楚地表述为“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并没有要求以规章规定的其他行为。文意解释是法律的最基本、最可靠的解释，在没有相反依据的情况下，必须以法律的文意来理解法律的含义。从法律解释权限讲，任何超出法律字面含义的限制解释或扩张解释，必须由立法机关作出，执法者无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