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一直徘徊在18%左右，比世界平均值高6.5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城市配送已经成为大流通的关键环节，影响民生，制约着城市功能的发挥，关系到城市效率和城市竞争力。如何有效降低物流“最后一公里”成本，协调解决这一问题，与多个部门都有关联
物流已成瓶颈
我国物流成本偏高，固然有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原因，但也有制度性成本过高，信息化、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原因，尤其是物流“最后一公里”成本高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不少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面向城市，以商业活动、居民生活和都市工业等为主要服务对象，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配送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随着城际干线运输的进步，城市配送成为物流发展的新瓶颈。
城市到城市的交通便捷了，进了城区却遭遇“城市堡垒”。货车进城层层受限，而物流终端的摊位费和打工人员的生活费等成本却居高不下，货物到了城市“走不进”、“走不动”成了大问题。一项调查显示，蔬菜从北京城郊的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到城区的社区零售点，其物流成本约为从蔬菜基地山东寿光到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物流成本的4倍。支线比干线的物流成本还要高！
而落后的城市配送体系也难以满足城市流通小批量、多样化、个性化、便利化需求的特点。电子商务的轮子转得飞快，物流配送的轮子却转不动。中秋节在网上订的大闸蟹，国庆节还没有送到；网购的一盒10个月饼，收到后打开只有9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市配送的时效性和服务品质令人头疼。
“物流瓶颈已经不仅仅是物流领域自己的事情，而且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向欣表示。
模式需要创新
“城市配送建点不少但效率低下。目前不应该再大规模搞建设，而是要整合存量资源，把散落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并实现物流与信息化的结合。”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王彦庆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地区快递物流行业一线从业人员5万至6万人，日处理快件200万，人均日处理件量不足40件。北京区内各类快递物流车辆超过一万台，日均出行不低于百公里，累计日行程约100万公里，按目前燃油价格算，日消耗燃油成本100万元以上，合单票运输油耗高达0.3元以上。北京各大快递物流公司旗下的各级网点数量总和约6000个，因末端网点重复建设带来的末端环节（场地、人员、能耗、通信等）各类运营成本浪费高达50%以上。企业各自为战，车辆空驶，编码不统一等问题普遍存在。
上海商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斌表示，城市配送必须实现业态融合和服务集成。依托骨干企业，在不改变企业现有运营模式的基础上，利用存量资源的富余能力和增量需求，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把各类物流、人力、资金资源等要素高度集中。通过形成相互合作和信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引导更多企业把富余资源和增量需求通过平台实现共享和对接。
随着人工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物流配送的集约化、信息化程度必须提高，必须进行模式创新。中国仓储协会副会长王继祥认为，城市物流必须向绿色、节能、智能等方向发展。
目前，上海、北京等一些城市正着手建立“一对多”服务，依托专业化第三方物流或供应商为多个商贸企业、社区门店等共同配送；或连锁企业集中采购，利用其物流为所属门店和社会企业统一配送；或企业与社区便利店合作开展网订店取，建设公共自助提货柜等。
政府不能缺位
“过去我们常常说在经济活动中，政府越位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在配送领域，因为其公益性、公共性，恰恰需要政府的手伸得长一些，投入更多精力。”刘斌说。政府的手用来做什么？刘斌认为主要是“统筹规划、创造环境”。增强政府在城市配送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监督和服务功能。
政府需要建立相关的专项资金政策，重点支持城市商品配送、涉及城市安全的物流配送、先进技术和现代装备应用、商品配送物流服务标准研制和推广等项目。同时，必须改善城市货运车通行环境，为进入中心城区的标准化车辆提供便利。此外，政府还必须结合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在道路设计、居民区选址、商业及各类服务网点布局等方面充分考虑城市配送问题，为城市配送留够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开展共同配送的条件已较成熟。为推进城市配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降低物流“最后一公里”成本，商务部发布的《全国城市配送发展指引》提出，全国城市配送的建设目标是：城市配送网点覆盖率达到40%以上；等量货物运输量降低30%以上；物流费用占商品流通费用的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商务部还在全国开展了城市共同配送试点工作，在2012年选择9个城市探索试点的基础上，2013年财政部、商务部又确定15个城市作为共同配送试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还于2013年6月成立了全国城市配送联盟，作为全国性开放式交流平台，来加强城市间、部门间、企业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