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并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同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力争今年底或是明年初出台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改革方案，“能有多快就多快”。
由此看出，中央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上明显在加快步伐。那么，中央这么做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BR>一是经济发展形势加速了中央以改革促转型的速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7.7%的经济增速，虽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增速范围内，但是增长速度还是有点低。因此，通过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经济体制，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必选项。
发展第三产业对增长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中，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服务业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充分的就业又是激活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一个前置条件。
“营改增”改革主要惠及的对象是第三产业，将减少因税制不统一造成的重复征税现象，降低企业税负。由于中国长期对劳务征收不同的税收，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成为中国经济的短板。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第三产业仅占GDP的47.5%。但是，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等，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都达到70%左右。“营改增”之后，上海服务业和就业等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介绍，上海试点“营改增”以来，有力助推了经济结构转型。数据显示，“营改增”后上海市三产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60%。据专家测算，“营改增”因素使上海市经济增长增加了0.6个百分点左右，增加就业14万人。
二是“营改增”税制运行规律倒逼改革提速。在上海等地试点“营改增”之后，确实有很多企业减轻了税收负担，但也有一些企业的税收负担不降反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项税额抵扣不足。因为增值税是以应税货物和劳务在流转中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比如一个茶杯，为生产这个茶杯购进原材料等支付了5元的成本（不含税，以下数字都不含税），这个茶杯生产成之后销售，取得了10元的销售额，那么这个茶杯就产生（10-5）×17%=0.85元的增值税。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增值税税负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按生产货物的销售价格所计算的税额（专业称销项税额，即上例10元乘以税率）；另一方面为生产货物购进原材料等成本所缴纳的税额（专业称进项税额，即上例5元乘以税率）。具体到征收管理实践中，就是企业能否取得购进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发票，进行以票扣税。但是如果按照试点方案，只在上海或者后来扩容的北京等10个省市运行“营改增”新税制，那么企业为了能够取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发票，业务范围就会缩小到试点地区进行交易，相关企业会迁移企业注册地，流向税负较低的试点地区，这样就形成了政策的洼地效应。
这种政策洼地效应的负面影响：一是加剧地区发展差距，对没有试点营改增新税制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对企业扩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企业购进原材料选择范围缩小，就不能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企业的经营和销售渠道也会缩小，反而不利于企业扩大经营，开放式发展。
另外，为全面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向人民兑现推进改革的承诺，树立政府改革公信力，也必然要求加快“营改增”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