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民生是为政之要，必须时刻放在心头、扛在肩上，必须牢牢抓住就业这一民生之本，让人们在劳动中创造财富，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那么，对物流快递行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快递是经济新引擎的底层
从造访3W咖啡到2014-2015年间频繁造访快递企业，新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总理是非常清楚的，再到今年论及摩拜衍生的“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结论来看，中央政府对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模式变革趋势，也非常清楚。如果说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互联网正在带动制造业的发展，那以快递就是这种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底层。
去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近313亿件，除2015年外，增长51.7%，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年增长率超过50%，而同期电子商务增长率只有27%。近年来电商增长率持续下降，而物流快递却保持坚挺，原因在哪里？其实就是互联网经济正在走向下一个阶段，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电子商务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统一了全国市场，打破了区域垄断，使得全国任何商业主体与消费者可以无视地理距离而产生交易，快递承担了全国市场的流通职能。
2010年后，世界进入第二轮信息革命时期，移动互联网的泛演化使得电子商务这一定义发生模糊，任何两个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发生商业交易（商业应用、同好会、社群经济等茫茫多的APP与工具），而这些可能并未被统计到传统电子商务领域，但是实物商品仍然需要流通，快递仍然是流通的“底层”，这就是以上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说互联网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快递业则是新经济业态最基础的底层。
快递业是互联网时代民生就业的底层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就业为民生之本，要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显然政府也意识到新就业业态与传统就业业态有所区别，对灵活就业地位应当予以承认。按照科斯的理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不应该存在公司，因为公司的生产管理都是计划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如今，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就业观念仍然停止在工业时代。一个快车司机可能晚上就变成了淘宝店主，他们不为谁工作，他们为自己工作。快递员也是新业态就业形势的一种，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快递正在越来越离散化，但目前高度协同的属性仍保留了一定组织化，加盟网点就是以上的中间产物，对就业有巨大拉动效应。2016年初，阿里研究院不完全同统计，国内快递业直接就业人数为203万人，2017年初，这一数字可能在230-290万之间（估计数值）。DT经济大发展后，以菜鸟为代表的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更加加强了业态的离散性，改善了快递员的工作环境，提高了效率。如菜鸟“裹裹”，通过自动匹配快递员与消费者之间的地理位置与需求，实质上提高了单个快递员的收入，切实提高了生态的健康水平。
第二，快递业是产业结构调整后，原制造业城乡就业形态的转移。二十世纪前十年，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一直超过40%，近几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使现代服务业大发展，但人员结构是一样一样的。快递员是谁，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是谁？建筑工地上是农一代，快递员则大部分是农二代，阿里研究院《电商物流就业报告》曾经揭示，70%以上的快递员来自农村，平均学历不高，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蓝领产业工人，是社会稳定的大底，制造业的用工荒，权利不平等问题，服务业一样不少。唯一的区别是，由于制造业是封闭的，快递服务业是开放的，因此，相比农一代，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更容易被城镇化。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大就业援助力度，扶持城镇困难人员、残疾人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并强调保障退伍军人工作。实际上，阿里研究院调研发现，在快递企业，往往是零就业家庭先有一人就业，随后全家逐一就业的情况，一家人在同一家快递企业工作的情况甚多，丈夫是点部主管，妻子是分拣工，儿子是快递员的现象亦有之。
此外，由于行业属性，快递业容纳了大量退伍军人就业，通达系，顺丰等企业，包括很多出身基层的中高层管理者，都是退伍军人出身。包括知名女快递员”陈建红”，这个在“男人堆”里打拼的29岁女快递员陈建红，她被同行戏称为“快女”。她在工作之余还要照顾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有时甚至要忙到凌晨。陈建红和丈夫都曾当过兵，退伍后选择做快递，虽然只干了不到2年，但因为送货快、不丢件也积攒了不少客户。（本案例由阿里研究院专家郝建彬提供）
需要用更本质的眼光来看待快递社保问题
关于快递业存在的网点安家难，员工雇佣难，车辆派送难，其实本质上还是两个问题：社会管理对技术发展新业态的不适应和人的权利的不平等，后者在老经济系统内也一样。近来还有反映快递企业没有社保的言论，国家邮政局长马军胜前日也提到“不同意这种观点。”，“新业态在用工方面有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对新业态要有容错机制，社会对于新业态的发展也应该多一些包容”。
实际上，其实社保本质上仍然是基于工业社会的就业理念产生的概念，更是一种舶来品，其理念是本代劳动力拿钱给上一代已退休人员用，退休人员为什么可以不工作，不投资还能活下去？
当然是下一代给的社保了。且不论抚养比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参见延迟退休政策和人口结构与二孩政策），单是体系内就存在无数问题。
首先，农民工交纳社保后，如果回到老家，是享受不了社保的，笔者也从未听说哪个农民工想要社保不想要钱的，与国外不同，中国城镇化有着非常奇怪的特点，女性更容易留下来，而男性往往回老家，快递员又基本都是男性。
第二，中国人的思维底层，仍然是程朱理学，孝道在这里是为天经地义的，南方如广东、福建等地仍保留着浓厚的宗法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两者统一来看，意味着一个农民工快递员在交一份社保钱养活跳广场舞的城里大妈，自己未来享受不到益处，自己在老家的父母也无法享受社保，基于孝道，父母又需要自己另拿钱赡养，等于一人养4个老人（如果有媳妇算6个，娃另算，二孩的话算8个，派一个件最多挣2元）。长此以往，城乡差距势必加剧。这就是思维底层与拿来主义政策结合产生的最坏结果。